敦煌史事：欲叩遗书向杳冥（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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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正是义和团在天津租界与八国联军激战的日子，整个中国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渺无人迹的西北大漠与阴冷黝黑的敦煌莫高窟望上一眼。

也就在这一天，在西北边地敦煌，一扇历史之门悄悄地被一个小人物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唐代写本在莫高窟的一间小小密室里被发现了。中古时代书写的手稿、历时久远的历史文献、西亚和中亚各民族文字的文书、精美绝伦的绢画，堆满了整整一个洞窟。这个洞窟就是莫高窟编号为16号的洞窟，这个小人物就是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记下这样的文字：王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颇具传奇色彩。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口都被封了起来。王道上雇了几个伙计帮助清除长年堆积的沙子。那一天，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叫杨河清的伙计发觉甬道北面壁裂一孔，怀疑暗藏石室，于是，王道士与杨某夜半破壁，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不知考古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可以想象，只要塞满洞口的积沙被挖走以后，掩盖藏经洞门部分的壁画失去承重，很可能会有裂缝出现，一旦积沙移走，藏经洞的发现便是必然的结果。

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渐渐地人们称它为“藏经洞”，而把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称为“敦煌遗书”。

愚昧的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当然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游客，以换取一些功德钱。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没有人去追问这些古老的经卷和绢画是从哪里来的。

王道士最先赠送的对象是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因为廷栋可能是王道士原来在肃州当兵时的上司。《敦煌石室记》有如下记载：“王道士颇机诈，思藉之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已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廷栋这位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没有对它们表示特别的兴趣，但是，王道士送去的一箱卷子，廷栋却不客气地据为己有。后来，廷栋在一次肃州驻军哗变种被杀后，这些卷子又分别落入甘肃督军张广建、甘凉道尹许承尧等人手中。王道士不甘心，仍旧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赠送经卷，求得捐助。甘肃的地方官绅有许多人都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

1902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当这位进上出身、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见到经卷后，立即判断这些经卷不同一般，于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是在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3个月后，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当上甘肃学政的，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初稿，所以他一到兰州，便开始上下访求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叶昌炽通过汪宗瀚，不仅获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铭拓片，还收到藏经洞出土的佛画经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写本等。只是汪宗瀚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敦煌当地文人王宗海也给叶昌炽带来两卷藏经洞出的唐代写卷、一帧佛画（这帧佛画即“水月观音画”，目前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王宗海也说，藏经洞不过是个很小的洞子，并没有太多的收藏。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值，但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讨论藏经洞藏品的，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他事后曾多次表达未去敦煌的悔意。

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延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运到之后面对一堆发黄的故纸保管起来更麻烦为由，只是给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汪宗瀚也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敦煌人吕钟编纂的《敦煌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时县令汪宗瀚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两万余卷，当时人亦不知重也，有携回一两卷，也有不携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士善为保存”。在汪宗瀚后来送给叶昌炽的绢画上，也有汪宗瀚这样的题字：“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但被封存的物品到了汪宗瀚这些执行封存人于中，封存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据民国年间敦煌写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目赘言》披露，这一时期，石室写卷为甘肃大吏所得者不下四五千卷，如：督军张广建、省长陈阎、政务厅长许承尧、榷运局长蒯寿枢、兰山道尹孔廷宪、高检厅长徐声金、教育厅长马邻翼、财政厅长雷多寿、实业厅长司徒颖、电报局长李幼根、省督学李苞等。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中当事者的文章透露，当时，甘肃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物为“贺兰石、卓尼砚、敦煌卷”。很显然，在王道士向当局报告的过程中，官员们接过藏品时的兴奋表情告诉王道士，这些写卷是珍贵的。于是，王道士把真情一次次地隐瞒了起来，只是透露了部分实情。而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自到藏经洞看个究竟。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而学者们得知实情后，埋怨当地政府不负责者有之，指责外国人者有之。叶昌炽更是悔恨交加，他后悔自己巡行了大半个甘肃府，只差敦煌没有涉足，留下终生遗恨。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7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写卷，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

接着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大肆劫掠。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陈垣<燉煌劫馀録>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趄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燉煌学著作主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紧接着，有说道：“燉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从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敦煌遗书的重要，也能看到敦煌遗书的流散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事实上，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各种文献资料2万多卷，如今散落在全世界22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等国。

眼下，王国维在琉璃厂看到的敦煌卷子，就是王道士赠送给别人而流传出来的。而王道士的秘密也很少有人知道全部，包括孙元起——毕竟这些知识在课本上只出现了那么几行而已。那么刚刚好，孙元起知道了最重要的两点：一、敦煌遗书在莫高窟的藏经洞发现，具体地点王道士知道；二、敦煌遗书很珍贵，现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