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2 / 2）

她说：“谢谢。冯主任，你刚才的那些话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那你再谈谈你对依法治国的看法吧。不要那种官面上的东西，就是你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看着她笑，“真的有用吗？”

她说：“至少可以开拓一下我的思路。毕竟我是何省长的秘书，如果写出来的论文没有什么内涵的话，那就太丢人了。你的思路不错，我可以借鉴。”

我想了想后说道：“其实，我认为我们如今即使依法去治国也不行。”

她诧异地问道：“为什么？”

我说：“自改革后期，依法治国的口号被喊得震天价响，其实我们也能经常看到，有人还是要想通过依法治国而整顿、解决所有今天中国的混乱问题，比如说这个是法制不健全，说那个是法治不到位等等。可惜的是就是有这么多人一致呼吁要搞的什么依法治国，依法治什么什么的等等，结果今天法不能法，法不能解决问题的事情，却还是遍地都是。那么为什么法不能法，法不能解决问题呢？原因就在就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和事务来讲，其实有时越讲法，越容易使问题复杂化。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邻里，一个部门，如果处处都依法行事，依法解决问题，那有时不仅解决不好，还容易具体闹出许多是非来。就好像怎么解决都不公平，怎么解决都不公正。 那么法为什么不能担当起解决社会问题的重担呢？这是因为首先法的产生，法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本身就不可能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去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好像有人偷了别人的钱，偷了别人的钱，这犯不犯法呢？肯定犯。但事实靠法律来解决偷钱的问题，那根本就解决不了多少。正像一个有犯罪动机的人，虽然他暂时可能没犯罪，但犯罪的可能却是时时存在。而这就说明，用法解决社会问题，就等于用高射炮打蚊子，不说一个打不着，但起码也是寥寥几。 法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即如果事事都靠法去解决，那就等于一切都只能等到事后出了问题，才能看到事情处理的合理不合理，而根本法从事前、事先，就能有个大概的估计。所以法的事后解决，实际经常容易造成有人趁法还未触及，结果事先就把许多问题搞得个稀里糊涂。而等到你通过法律事后察觉，则不是不好解决，就是造成问题的祸首，可能已早就逃之夭夭。 我们靠法解决社会问题，最大的弊端之一就在一些人打着法律的名义，实际干不出多少有益于人民的事。具体的像今天的治国，法律能治得了国吗？法律要能治得了国，为什么不让法官去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法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就社会层面而讲，其实可能是属于极小、极少。而用只能解决极小、极少问题的手段，去非要普遍的解决所有的一切问题，这是不是等于荒废政务，置国家与民族、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呢？ 还有少数打着依法治这个，依法治那个旗号的人，实际是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也即在现在，虽然从总的来讲，国家政治的发展形势是基本趋于一边倒的反对人治，提倡法治。但究竟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在具体还未能完全搞清之前，一些人打着依法治什么什么，比如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等等，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之下，可能还能颇得人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律表现，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公正呀，是公平呀，是客观呀，是查实据是绝不可能办的呀，是倾向大多数人要向少数人争权、争利、争民6主、争平等的呀。但事实表明，法律既不能给人们公平，也法给人们客观。甚至连给人们能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的可能都一点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法律的权柄法更多的掌握在更多人的手中。法官的权柄也只有法官才能拥有，再多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具备。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之下，靠法律解决问题，那其实都是在最终，在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才有可能需要。而并非是今天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每天全都必须事事躬亲必备的要去与法律打什么交道。具体的说就是法律能解决的，它也不一定就去给你解决，因为解决不过来。而法律解决不了的，那就再指望法律去解决，也一点不顶用。 今天什么问题靠法律解决不了呢？首先还不是人6权，而是事权。因为事权的存在表明只有当事人才能具体有发言权，有决定权，有处置权，有诉诸法律权。但事实表明，许多事情其实都是事过境迁，甭说找不到人，找不到证据，就是找到了，还能不能还原事务的本来面貌，那其实也都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而就此也可以说，靠法律解决问题，多数都是属于解决的不了了之。治不了标，也更治不了本。而治不了标，更治不了本，那解决起来到底能有多大意义，其实也就可想而知了。 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法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要我说，除非谁家的问题发生了之后不认账，比如打了人不承认打人，偷了钱不承认偷钱，还有不管是坑了国家还是害了人民，统统的，不管干了什么坏事，如果具体当事人一点不想悔过，一点不想自新，不想通过个人的努力，重新为社会挽救其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和损失，那么在此种情形之下，那么法律如果不能义不容辞的承担起其一定的应有的义务、责任，那它就是失职、失责。而这样就是说，治理国家，治理社会，首先就不是要促使人们全都能尽量逃避责任，逃避惩过。而是要号召人们，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只要一律敢公开承认，那就一律不予以法律解决。或者说只要你不找法律，法律绝不会堵上门去找你。 可今天的现实却有一种处处相反的劲头。却有一种不拿法律解决问题就誓不罢休的劲头。就好像什么问题如不通过法律解决，那就全都不公，不正义，不公平。可事实有这么一回事吗？”

她说：“我明白了。这说到底还是我们体制的问题。呵呵！我的论文里面更不能写了。这可是雷区。”

我点头，“对，是体制的问题。不过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比如，我们的体制是好的，但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样的基础上谈依法治国的问题就比较新颖了。”

她瞪大眼睛来看着我，“对呀。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冯主任，想不到你这个学医的对这方面也很有研究。看来我以前还是对你了解不深啊。”

其实我刚才也确实有些卖弄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内心里面的那种自卑和不安。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别人都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似乎我现在的职位完全是靠关系来的，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草包。

从刚才何秘书的那句话里面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不然的话什么叫“看来我以前还是对你了解不深”啊？

她是何省长的秘书，如果她对我的印象发生了改变后多多少少是可以影响到何省长对我的看法的。在官场里面混，社会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在领导眼里有能力、有内涵却也一样的重要。

记得我曾经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一道选择题：一是：一个好单位，但是却有一位糟糕的领导；另一个是：一个差的单位但是却有一位不错的领导。这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我觉得应该选择前者。因为既然那个单位很好，很有发展前途，那么上边迟早会发现那位领导的问题的，一定会撤换这个人的。这其中的道理与领导的用人标准有关，因为很少有真正喜欢使用草包的领导。试想：用了草包结果坏了事，那不是会牵连到使用他的人吗？草包坏事的几率肯定会比能干人大得多。而且，当领导的人是最在乎自己的颜面的，没有谁喜欢别人说自己是武大郎开店。

我与何秘书一直在这地方闲聊着，微风习习中让人感觉很舒服。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日子似乎比上班还是要舒服许多。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后，何秘书忽然来问了我一句话：“冯主任，听说你把高楼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给得罪了？”

我顿时被她的话给吓了一跳，因为我想不到她竟然也知道此事了。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大，而此刻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越传越远，说不定到时候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样的版本来呢。

于是我急忙地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她回答我道：“我听何省长在对我说。她说你还是太年轻了，做起事来有些冲动。”

我顿时就放下心来，因为我知道她告诉我这件事情完全是为了我好，毕竟她是何省长的秘书，这样的话本不应该随便对我讲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她还会有后话。随即我就把那天的事情对她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我对她讲述这件事情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说明其实此事并不全部是我的过错。

她说：“原来是这样。不过冯主任，看来你对官场里面的人还是不大了解啊。这地方上的官员一个个都像是土皇帝一样，心里面都很傲气，他们只服从自己的上级，对自己的平级和比自己低级别的人都瞧不起。你倒好，竟然那样不给人家面子。呵呵！冯主任，我没有其它什么用意，就是因事论事，你千万别生气啊。”

我苦笑着说：“这件事情固然有我不对的地方，但是。。。。。。算了，不说了。说到底还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

她笑着说道：“何省长也说呢，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大，主要还是因为你欠缺阅历的缘故。”

这时候我忽然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后来何省长不是给他们分别打过电话了吗？难道他们还是不依不饶？”

她摇头，“那倒不是。不过何省长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一下。”

我急忙去看着她，“哦？那请你快说吧。”

她说：“汪省长和我们省委书记的关系并不好。”

我顿时愕然，“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高楼市的方书记和陈市长分别是谁的关系你应该清楚吧？如今这两个人斗得很厉害。”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斗得厉害关我什么事情？”

她来看着我，“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有句话叫城门失火，殃及鱼池。。。。。。”

这下，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不禁就苦笑道：“我真够倒霉的，这下好了，我自己一头撞上去了。”

她依然在看着我，“你抽空去找找何省长谈谈吧。她可能会有什么好办法化解这件事情的。”

我顿时就犹豫了，不过我还是朝着她点了点头，同时嘴里不住在道谢。

我只能这样做，毕竟何秘书对我是一片好意。

但是我想到林育对此事已经做了安排，如果何省长再出面的话就有些画蛇添足，或者是把简单问题给搞得复杂化了。而且，自从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我不想再去过多地麻烦何省长了。与此同时，我在心里也不禁就想：假如那天何省长不给那位方书记打那个电话的话，岂不是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不，这件事情不能怪何省长，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而且是我要求何省长帮忙给对方打招呼的。所以，一切都应该只能是我自己做事莽撞，正如林育批评我的那样，我去到一个地方办事竟然连当地一把手的背景都没调查清楚，这确实是我自己当时根本就不曾想过的事情。

此时，当我在向何秘书表示谢意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点：她告诉我这些事情，或许是在替何省长转告她的意思？

如果说是何省长本意上希望我去找她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另当别论了。于是我就问了何秘书一句：“何秘，这是何省长的意思吗？”

可是，她却是笑而不答。

那就是了。她是当秘书的人，对领导的话只能是领会、揣摩其精神。而且作为秘书，她也有自己的难处，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以及有些话应该讲到什么程度，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些东西康德茂曾经都告诉过我。

因此，我决定今天在有机会的时候去探探何省长的意思。

任何时候的等待都会让人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漫长，此刻的我与何秘书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一直在闲聊，但是到后来我们两个人几乎都是在话找话说了。毕竟我们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而且她还是女人，所以我们之间的这种交谈就只能局限在工作范围之内。但总是把话题放在工作上是会让人感到聊的，因此，很快地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开始出现沉默。

我只好去看下面桃花源里面的客人们。我发现他们都还在下面兴致勃勃地四处游览，摆姿势的，照相的，都在那里玩得兴高采烈。毕竟这样的地方对他们来讲太过新鲜，所以这些人流连忘返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随即说了一句话，“下次我去别人那里，一定不让他们陪同接待。就自己去玩好了。你看看，这些玩的人倒是很痛快，我们可就痛苦了。”

她顿时就笑了起来，“除非你不和他们联系，否则的话人家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玩的。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哈哈！”

我禁不住也笑。

后来过了很久，当我终于看见下边的那些人陆陆续续在朝我们所在的方向走来的时候，我才终于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

何省长与副部长在一起，两个人还是一边在走一边在交谈。我很佩服何省长：她哪来那么多的话去对他讲啊？由此可见，这陪客也是需要水平的。

中午我们还是在下边的镇上吃饭。副部长及我们这一桌的人都去方便了，暂时就只剩下了我还有何省长两个人。于是我趁机问她道：“何省长，那件事情现在没事了吧？我，我说的是高楼的事。”

她却没有回答我，因为这时候副部长从洗手间里面回来了，何省长即刻站起来去对着他笑。

副部长过来坐下，何省长也坐了下来，这时候她才对我说了一句：“晚上汪省长要来陪各位领导吃饭。你们一定要安排好。”

副部长说：“你们太客气了。”

何省长笑道：“应该的啊。今后还希望各位领导经常来我们江南省作客呢。”

我连声答应着，心里在想：她为什么忽然提到汪省长？难道。。。。。。

作者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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